我伯母十五岁时，从乡下去大上海。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城乡差别并不明显，经济上差异不大，文化趣味上差别也不大。我大伯十六岁，带着她去看电影，吃冰激凌，双方大人觉得很正常，小孩子吗，当然喜欢与同龄人一起玩。有好事的长辈看了便要做媒，也就随便一说，竟然真的成功了。
　　
　　于是订婚，这到底算包办婚姻，还是自由恋爱，说不清楚。反正从此白头偕老，银婚金婚，恩恩爱爱走过七十多年。看到年轻小夫妇吵架，动不动闹离婚，伯母便自嘲，说我们连个合法的结婚证都没有，只能太太平平，一辈子也没想过要离婚。
　　
　　夫妻老想着婚姻法，确实很尴尬。更新后的司法解释，引起广泛讨论，都觉得偏向了强势一方，在保护有钱人，助长男方外遇。不靠爱情维持婚姻，仅仅靠法律来保护，怎么说都有些别扭。若说保护弱者的话，也不大对，毕竟弱者再保护，还是弱者。自从“中华民国”时期有婚姻法后，变来变去，直到今天，仍然是强者越强，弱者恒弱。
　　
　　五四时代的年轻人，最强烈的要求之一是追求婚姻自由。这个自由，对女人来说，顶多只有几个知识女性能够享受，却给无数男人提供了一个抛弃发妻的好机会。自由自由，多少罪恶因汝而生，老派的娶妾，新派的离婚，传统永远还是传统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搁哪个年代，倒霉的永远是弱者。
　　
　　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陈世美现象盛极一时，革命成功了，进城当干部，抛弃乡下“土包子”，也是所谓与时俱进。往好里说，与五四如出一辙，解除封建的包办婚姻。往不好里说，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，就是见异思迁，什么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少来这一套。
　　
　　面对负心男人，最理性的选择是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，挺着个大肚子，离就离吧，男人留不住，随他去。最强势的是胡适的老婆江冬秀，拿出一把刀子威胁，以两个儿子为人质，要完蛋大家一起死。比较常见的是郁达夫的正妻孙荃，一纸休书，老老实实在家陪儿子。当然最糟糕的还是鲁迅的原配朱安，没儿子可陪，只能供奉老太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