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邦在广武斗项羽，不慎中了一箭，将士们见他倒下了。忽听一声吼：“竖子射中吾脚趾！”军心一宽，愈战愈勇。其实，这一箭射中了他的胸口。人在犯急的时候，往往有灵感闪过。“今足下果用所长，过蒙见窘，然敌则气作，急则生智。”白居易在一篇诗序中如此定论，也不无道理。
　　
　　细一嚼，这个逻辑好偏颇。若每个人都能利用所遇到的危机，将自己推到成功的顶峰，那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道啊？可惜，不存在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。说刘邦知人善任，倒是公认的；说他谋略高超，那可就玩笑了。一呼定军心，只能说运气吧。
　　
　　曹操就没这样的好运。孙刘联军火烧赤壁，军中又生瘟疫，纵有破釜沉舟之心，终是黔驴技穷，大败北还。蒋介石也是同命之人。1938年，日军南进，他扒开了黄河口，阻止日军进攻。结果呢，没能阻止日军，倒淹了豫苏皖等省89万同胞。
　　
　　急，犹如高山流水，可以滋润禾苗，也可以践踏庄稼。所以，当有度！做人也怕一边倒。同时，也得看见“人是被逼死的”。心一急，脑子就跟着热，还如何看得出路？《延乎答问录》有一言：“须是静，方看得出。所谓静坐，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，则道理始出。”静，有不刻意的意思，顺其自然。儒释道三家就此达成过共识：静能生慧。
　　
　　1961年，毛泽东批示郭沫若为岳阳楼题字。郭沫若很重视，写了数百幅，选了三幅比较好的。毛泽东也是个造诣深厚的书法家，眼光独到，竟选了郭沫若随手写在信封上的“岳阳楼”三个字。确实，“岳阳楼”这块匾额，堪称岳阳楼整个外观的灵气所聚。
　　
　　莫言也说过，在最放松的状态下，才能出名篇。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时，突然有一个小灵感，就信笔写了一个短篇，结果长篇没写好，短篇却成了精品。他认为能否写出好作品，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否放松。
　　
　　很多时候，说是急，实际都未见其急。司马光能想到砸缸救人，并非自己涉险，旁观者静，否则水从耳口鼻一灌进，还能思考吗？收藏的一枚邮票上，绘着同时期的文彦博“灌水浮球”的故事，也为世人所称颂，一个球而已，捞得上来是好，捞不上来也没大碍。
　　
　　历史和时势确实造就众多奇才。周瑜善于用计，诸葛亮略用小谋，就令他一筹不展，没生出智慧，倒吐了一口血。诸葛亮已重病缠身，仍心念北伐大业，想尽法子激司马懿出战，甚至送去了女人衣服，奈何人家就是不上当。司马懿也有急的时候，不还是先中了“空城计”，又闹了“死诸葛吓走活仲达”的笑话。如他们那般号称算无遗策的，临危不照样使不上计来？如《鲁斋集》所言：“士大夫念虑不及此，一旦事变之来，莫不束手无策。”
　　
　　急，生智，也失智，就频率而论，当后者居上。急中生智，是难得的奇迹，令人神往、钦佩；急中失智，是平常的画面，最能折射出众生的影子。而真正急过的人，唯愿一生顺其自然。